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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宪法》第108条之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规定。
（四）现有立法未能平衡相关之权利与权力间的关系 针对现有的立法，有学者将其不足概括为立法的碎片化现象突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利益衡量不清晰，高位阶的规范性文件流于形式，行政执法部门的定位、权限等不明确：[45]其实这些还只是表面现象，比照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权利模式，就会发现现有的这些立法及其思维路径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层次不足： 1.在安全思维立法中，个人信息权被降格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黑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计生部门为了收缴超生社会抚养费，绑架户政管理部门而造成的。
[60]参见林素凤：《日本现行个人资讯保护法制初探》，《中央警大法学论集》2005年第10期。因此，只要我国能够系统地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也能起到保障基本权利的客观效果。作者简介：孙平，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为此，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采纳这一模式的社会基础，并厘清一些理论难点。（2）国网办以往偏重于意识形态安全管理，现在则面临着如何协调国家安全与公民基本权利关系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是，民法学者普遍认为，虽然域外国家和地区普遍把个人信息权视为宪法权利，但在我国，由于宪法实施监督制度不完善，因此首先应当将其视为一项民事权利，通过民事立法来保护。其理由主要包括：（1）个人信息权与人格尊严、个人自由以及社会民主等宪法价值有着密切的关联。[14]参见秦治望诉桑植县谷罗山乡人民政府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案，桑植县法院（2011）桑法行初字第3号。
法院在地方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适用下，保障司法独立、避免地方行政的干预是可能的。 结论 本文做为研究蓝本的84个地方行政程序案例中，没有最高法院作为一审或者二审审理的案件。福建程序规定是成功的地方性法规，20年来运行良好。3、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权力包括更正、补正、变更和撤销权力，须合法行使。
告知程序的瑕疵同样不构成实质违法。陈亚庆诉龙海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龙海市人民法院（2003）龙行初字第027号。
在这13个案例中，有7个案件被判决维持行政决定，3个案件被判决驳回诉讼（实质是维持行政决定），3个案件被判决撤销行政决定。在卫生监督检查中，卫生局没有依照广西程序规定第54条关于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给行政相对人的规定，法院认为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原则。早在1942年，美国律师协会（ABA）与几个州的律师协会草拟了建议版的统一行政程序法。[28]参见于立深：违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中的争点问题，《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2、一事不再罚规则不得违反。[39]参见许运清与汉寿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纠纷上诉案，常德市中级法院（2010）常行终字第85号。相对人认为人事厅违反广西程序规定第25条：行政机关应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办理事项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书面送达相对人，不同意的，还应当载明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的书面送达、告知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救济权利的规定。法院在审判中较好地维护了程序原则。
[27]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250-258页。[35]参见长汀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与林建荣撤销机动车驾驶证决定纠纷上诉案，龙岩市中级法院（2003）岩行终字第58号。
李正伟诉长沙市规划管理局行政复议纠纷案，长沙市岳麓区法院（2009）岳行初字第34号。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相对人认为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镇政府没有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湖南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9]。
有的判决书记载的行政程序规范适用并不明确，法院没有明确指明所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款，作者尽力根据规范内容之描述，查证了具体条款是什么。例如，相对人认为被告未制作和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湖南行政程序第11条第5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依法作出裁决。湖南诚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桃源县人民政府登记案，津市市法院（2011）津行初字第50号。由于地方行政程序立法的缺陷，行政机关也可能利用自我纠正制度，反复撤销行政决定，从而规避立法中的办案时间规定。 2、地方行政程序规范被适用的情况 基于我国行政判决书的写作内容和风格，只能粗略地观察行政程序规范是否被适用了，哪些条款被适用了。
进入专题： 地方行政程序法 。李世升诉绥宁县城乡规划管理局规划行政许可案，绥宁县人民法院（2011）绥行初字第5号。
南岳区南岳镇谭家桥村地塘湾组与衡阳市南岳区人民政府等土地行政裁决纠纷上诉案，衡阳市中级法院（2010）衡中法行终字第22号。法院认为：报请延期及审批，属于上级行政机关内部审批，不加盖公章不影响批准延期的效力。
程序规范中有诸多实体权利的规定。乡政府在当事人对土地权属争议的主要事尚存分歧时，没有进行公开审理，只进行了部分调查，没有进行调解工作，法院认定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行政裁决并重做。
广西程序规定则略显保守，立法局限于行政处罚程序。日本于1994年10月1日实施《行政程序法》，第38条（2006年修订版，第46条）规定了地方公共团体有及时制定行政程序条例的最低限度义务。公安局违反了福程序规定第37条的程序规则，在行政决定中未告知原告申请复议权和诉权。福建、广西、湖南三省区创制的行政程序规定，具有典范性。
可见，行政执法的程序轻微违法获得了司法机关的原谅。当异地的其他工商机关已经对相对人非法财物没收后，本地工商机关基于同一违法事实对同一物品再次进行没收处理，就违背了一事一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7]。
温铃祥诉福安市溪潭镇人民政府侵犯承包经营权案，福安市法院1998年行政判决书。谢国英等诉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纠纷案，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1）湖行初字第14号。
[19]参见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版，页127。不利益处分（通则、听证、辩论的机会和赋予）。
城市执法局未将《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直接送达相对人，而是迳行公告送达，系程序违法[12]。到1997年，所有的都道府县都已经制定了行政程序条例，即使是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条例的市村町的居民，也已经得到了程序保障[5]。 （六）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的均衡立法 基于行政权力的自我规制，我国行政法采取了外部规制内部化和内部规制法律化的模式。质监局在流通领域越权处罚，是判决撤销其行政决定的最核心理由，同时法院认为质监局办案时间长达8个月，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延长办案期限的证据，违反了福建程序规定第28条的办案期限，属程序违法。
余必志等不服福州市公安局郊区分局行政处理决定案，福州市鼓楼区法院（1995）鼓法行初字第33号。王丽华不服德化县规划建设局行政处罚案，泉州市中级法院（2005）泉行终字第113号。
镇政府查封相对人的帐目及撬开办公桌，超越职权，且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和出具清单，违反法定程序。可是，法院最后判决撤销行政决定的理由，是所提交证据的制作主体不合法而非证据听取意见问题。
同样，城市执法监察部门作出强制拆除决定时，未向相对人调查取证，未制作询问笔录和现场笔录，执法过程中未出示有关法律手续，法院认定程序严重违法[15]。遗憾的是，能够进入司法裁判中的地方行政程序规则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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